“在创造利润和守法经营的同时，走出国门的企业家们逐步意识到，他们需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由此带来了企业公民责任的升级。”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首席商务官顾润贺（Robert Greenhill）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

　　当日，世界经济论坛与波士顿咨询在北京正式发布最新报告《中国企业国际化新兴最佳实践——全球企业公民挑战》，这是首次针对中国企业全面的全球企业公民活动研究报告。

　　报告发现，中国领先的国际企业在开拓全球市场过程中正在积极履行公民责任，他们有意识地开始注重在海外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还致力于为当地社区创造切实、长久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顾润贺对这份对大多数中国企业概念超前的报告感到乐观，“这份报告是首次针对中国企业进行的一项全面的全球企业公民责任活动研究，而我们希望目前的这些来自中国的最佳实践将成为日后的普遍实践。”

　　内涵与外延

　　“全球企业公民”概念最早由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教授提出，强调通过加强企业与其他利益相关方的联系，以改善企业所在地区的社会环境——企业治理与实践、企业公益、社会责任都包含其中；而此前从未有涉及的一项新兴要素，“社会企业家精神”，即将有益于社会的理念引入商业价值中去，也成为这一概念的重要精神内核。

　　“事实上，即便今天，相当数量的公司仍会更加偏好通过公益事业，即现金或实物捐赠来履行公民责任。在我们看来，这些公司的公益心态值得赞赏，但在实践方式上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波士顿咨询公司资深合伙人、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耐迪贤（Christoph Nettesheim）指出，“我们认为，企业公民责任实践的进一步发展是社会责任，即企业联合多方力量为诸如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生活质量等问题而努力。”

　　在这方面，华为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尝试。

　　作为中国最知名的信息与通信解决方案供应商，上世纪90年代后期，华为开始走入国际市场。

　　在欧美大陆顺风顺水的华为，在热带雨林的孟加拉却遇到了“麻烦”。

　　“在孟加拉，口香糖是一片一片卖的，香烟是一根一根售出的，这是我们面对的市场——支付能力非常低，但是，消费需求实实在在存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胡厚崑告诉记者。

　　当地对于移动服务的需求十分分散，而且热带雨林地区的人们仅需要手机进行基本的通信，例如病人急救、孩子与父母的临终通话等，很不稳定且难以预见的通信需求很难用传统的分销模式来满足。

　　调研后华为发现，偏远乡村的家庭主妇也许可以成为他们开启这一市场的神奇钥匙。

　　不久后，孟加拉的一部分家庭主妇拿到了华为的手机，成为了华为在孟加拉的“phone lady”。

　　这种本土化的灵活的“分销商”的工作很简单，她拿着手机在一定范围内活动，谁需要打电话就提供给他，并收取相应的话费。

　　“这套灵活的付费和支付系统与孟加拉的状况很相配。”胡厚崑说。

　　事实证明，新系统一经推出便大受欢迎。当地妇女通过在家收取手机使用费而获得了就业机会，且所得收入是当地平均水平的3倍；而孟加拉国偏远地区的手机覆盖率也提高了50%以上，华为也因此进入了一个新兴市场。

　　世界经济论坛评价这一案例时认为，华为借由这样的模式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实现了市场开拓，如柬埔寨、海地、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卢旺达等，让许多当地居民享用到基本的电信服务，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和改善，这便是华为开始努力践行全球企业公民责任的表现。

　　挑战犹存

　　“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负面消息吸引了公众和媒体的更多注意，如中国工人挤占了当地人的就业机会，无法与当地社区人民和谐相处，在履行企业公民责任方面动机不明等等。”顾润贺向记者谈道。

　　认识到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文化与社会差异，报告同时指出了他们在目前实践全球企业公民责任时遇到的挑战，并且尝试提出建议：

　　有些中国企业对企业公民责任缺乏透彻和准确的理解，仅仅将其认为是纯粹的“利他行为”，即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换取社区环境收益的“零和博弈”。恰恰相反，企业公民实践的本质目的是将社会效益与企业经济效益进行有机的结合，是一种“利人利己”的行为。其实，最佳的实践模式应在企业主营业务优势和广泛的社会问题间找到交集，并通过业务创新的方式解决相关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并为企业带来新的商机。

　　另一个挑战是企业与公众之间缺乏有效的交流与沟通。交流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因为更加开放的讨论和更为广泛的合伙经营有助于企业与社会建立建设型合作关系，从而使发展策略也更具连贯性和可操作性，实现企业与社区的双赢。

　　第三个挑战则是中国企业缺乏自主创新的能力和氛围。许多中国企业仅仅是对西方公司的“现代经营”架构进行模仿，模仿外国公司的成功。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企业公民，中国企业必须深入理解并实践其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