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某年在新加坡举行的国际大专辩论会上的一道辩题，正方是“知易行难”，反方是“知难行易”，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才俊们唇枪舌剑，侃侃而谈，点评嘉宾激赏他们的逻辑思辩能力和口才，最后提出“知行合一”的解决之道。当然，辩论永远是辩论，结论则不一定能说服所有的人。
在现在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和实践中，也出现了“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两张皮现象。
主张“知难行易”的，以实践界为主，一些人认为，中国早已经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只是没有用CSR的理念来武装而已，因此，对于现在的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不以为然，认为不过是企业宣传的一种新手段而已，只要把公司过去关于经济发展的、环境保护的、员工关爱的内容排列组合起来，就可以宣称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工作做得很好了，因此，拒绝，甚至排斥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指引。
而主张“知易难行”的，也大有人在，一些人认为，拿着GRI的G3指标，或是一些理论上的空洞概念，就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不考虑跟企业实践的贴合程度，也不考虑中国的国情，生硬地要往企业的实践上套。
前者鄙薄后者，认为是“找瘸子带路”，后者藐视前者，认为不懂国际语言。
知和行，到底谁重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知易行难”，“非知之艰，行之惟恨”。但孙中山对此却大加抨击。1918年，孙中山写成《孙文学说》，提出“知难行易”的难点，这也是孙中山哲学思想的最精彩部分，即他的进化论的唯物主义和行学说。
孙中山认为“知易行难”在理论上，容易使人坐而论道，空谈心性，不敢或不愿参加实践活动；在实践上，容易使人轻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甚至放弃信仰革命理论。
所以，孙中山更强调“知难行易”，这也是因为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太需要实践的一马当先。
而在今天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领域，无论是强调“知易行难”还是“知难行易”，都有失偏颇。
从2006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元年”开始，到现在不过短短4年时间，要求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思想理论能够达到成熟的程度，不免过于苛责。但是如果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生于实践，长于实践，用不着理论的指引，则又过于偏激。
当然，我们仍然看到了可喜的成果：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了“企业社会责任是创造财富的新方式，是一种新型的管理工具”的观念，而把企业社会责任上升到战略高度，运用到企业的国际化竞争中，则是一些先进企业已被证明了的成功经验。
汶川地震时，公众和企业的焦点还停留在捐款额度的大小，玉树抗震救灾，我们已经成熟理性了许多。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规划下，有条不紊地展开救助和重建工作；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开发出既有利于社会，自身又能得到效益的可持续的产品和服务，责任竞争力大大加强。
争论“知”和“行”谁更重要，有点像争论鸡和蛋的关系。孙中山对此其实已经给出了很好的答案：“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 |
